◎ 黄海子

　　我所在的七人微信群里，群主看完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后，在群里留下一段话：“你们找时间去看一看《南京照相馆》，等大家都看完之后，本群休群一周，进行集体沉思！”之后便再未发言。

　　当时我所在的地方没有电影院，回到重庆后，我立刻拉着妻子去看了《南京照相馆》。妻子看一会儿就悄悄地抽泣一阵，电影结束灯光亮起，影厅里没有一个人起身离开，影院里抽泣声断断续续，还有人在捶打座椅，发泄内心的愤懑……

　　在众多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影像作品中，《南京照相馆》选取了一条幽微且沉重的叙事路径。它没有展现宏大的战场硝烟，而是将镜头聚焦1937年寒冬南京城的一条街道、一家名为“吉祥”的照相馆。在这里，素不相识的七个小人物——邮差、龙套演员、照相馆老板一家、翻译、巡警，因求生本能而蜷缩在一起，然而，命运却被几卷冰冷的胶片彻底改变。

　　导演申奥“大历史，小切口”的创作手法在此精准发力，让历史的沉重感压在了几个普通人的肩头，也让我们得以在照相馆暗房那如血染般的红灯下，窥见人性在至暗时刻如何艰难地“显影”。

　　影片最动人之处，在于它刻画了恐惧与勇气的共生。当邮差阿昌冒充学徒，被迫在日军摄影师伊藤的注视下，冲洗那些记录着砍头、活埋、奸淫等暴行的底片时，他颤抖的双手、瞬间凝固的呼吸，是面对死亡威胁时最真实的生理反应。

　　照相馆老板老金最初的沉默与妥协，龙套演员林毓秀被迫摆拍“亲善照”时“半哭半笑”的颤抖，都细腻地描绘了乱世中如蝼蚁般的求生挣扎。日军为了摆拍“亲善”，从一个母亲手里夺下因饥饿不断哭泣的襁褓中的婴儿，并狠狠地砸向地面，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影片演到这里时，我从观影席上一下跳了起来——老子要打死那群恶魔。

　　导演申奥的克制令人钦佩，他没有刻意渲染血腥与暴力，镜头避开直接的暴行展示，而是通过对人物面孔的凝视、对手部细微动作的捕捉，将那份窒息的恐怖与屈辱更深地刻入观众心底。这种“不贩卖暴行”的坚持，反而让历史的沉重感更加难以消散。人性的微光，就在这极致的压抑下艰难地透射出来。

　　当一张张记录着同胞惨状的照片在显影液中逐渐浮现，当“百人斩”合影的狰狞被红灯照亮，麻木的求生欲开始出现裂痕。阿昌用生涩日语吼出的“我们不是朋友”，是恐惧被愤怒点燃后的瞬间爆发；林毓秀决绝的“我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，不当汉奸”，则是被践踏的尊严在文化血脉中的倔强回响。最令人深思的，是汉奸翻译王广海。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曾天真地描绘“日本人统治后的好日子”，却在目睹日军企图玷污林毓秀时，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断裂。他的搏斗与死亡，并非英雄的升华，更像是一个被现实彻底击碎幻梦的灵魂，在最后时刻找回了作为“人”的底线。

　　觉醒，并非一蹴而就的英雄主义宣言，而是一个个被真相灼伤后的本能反抗。这些转变并非惊天动地，却因那份“朴素的底层人民”的底色，而显得格外真实、揪心。照相馆，这个本该留存幸福瞬间的地方，成了乱世中的孤岛，也是人性挣扎与觉醒的炼炉。

　　影片的深刻之处，还在于它揭示了影像的双刃剑本质。相机，在侵略者手中，是粉饰暴行、制造“亲善”假象的舆论工具。快门声与子弹上膛声的同步设计，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隐喻——影像记录本身已成为屠杀的帮凶与炫耀的资本。然而，同样是这些底片，在照相馆红灯下被平民的眼睛所“看见”，便瞬间转化为揭露滔天罪行的“子弹”。那些记录着“京字第一号证据”的胶片，虽物理形态脆弱易逝，但褪色照片所承载的真相不会消失，反而因这群小人物的冒死守护，拥有了穿透时间、撼动审判的力量。显影的过程，由此成为历史真相被艰难发掘、确认并最终“铁证如山”（Dead to Rights）的绝妙象征。

　　结尾的蒙太奇是点睛之笔。战前南京贡院街上平凡而幸福的市井影像，与今日繁华安宁的现代街景交叠，这不仅是历史的回响，更是对“自强不息是对历史最好回应”这一核心命题的无声诠释。

　　山河无恙、岁月静好，并非历史的必然，而是由无数个“阿昌”“林毓秀”甚至“王广海”们在至暗时刻，用生命点燃的微光所照亮、所换来的。这或许就是《南京照相馆》最平实也最深刻的启示：铭记历史，不仅在于悲痛，更在于珍视那由无数微光汇聚而成的今日，并从中汲取守护和平、开创未来的力量。 

　　走出影院，面对阳光下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每个人心里的那份“美好”与“感动”便有了沉甸甸的根基。

　　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