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 熊 昕

　　“你好，南川公证处吗？我明天上午来送锦旗，你们领导在吗？”

　　这寻常的报喜，落在南川公证处安静的办公室里，但他却像一块温润的玉石，投进公证处每个人的心湖，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接电话的姑娘小韦泰然自若放下电话，眼前浮现数月前，那对几乎被命运重压碾碎了脊梁的年轻夫妇。

　　春暖花开之际，大地洋溢着蓬勃生机。午后的阳光明晃晃的，王女士和她的丈夫张先生却像是从寒冬里踉跄奔来的人，周身裹着一层驱不散的冷气。他们的脸上，寻不见初为父母的那份喜悦，反而让人感觉一种被猝然击垮后的茫然与焦灼。怀里那个小小的、用襁褓紧紧包裹着的婴儿，便是他们全部痛苦的根源。孩子出世时，如天使般纯净可爱，可那知，那身不正常的黄疸色，却像一道不祥的符咒，烙在她柔嫩的肌肤上。精神是萎靡的，连哭声都微弱得叫人心疼。医院的诊断——“胆道闭锁”，几个冰冷的字，便似一座飞来峰，轰然压在了这个刚刚启程的小家庭身上。肝移植，是唯一生路。而希望之门，只吝啬地敞开一条窄缝：六个月，黄金般的六个月，手术的时效，是悬在头顶的倒计时钟，嘀嗒，嘀嗒，每一秒，都敲击着为人父母最脆弱的那根神经。

　　父爱是沉默的，却有着移山填海的力量。张先生，这个言语不多的男人，在那绝望的底色上，画下了一笔最决绝、也最温柔的线条。“用我的。”他说。将自己的部分肝脏移植给女儿，这不是一道需要权衡的选择题，而是源于血脉本能的唯一答案。

　　然而，法规的铁轨，横亘在这条生命的捷径前。活体器官捐献，必须公证。一纸文书，在此刻，重逾千斤。它不再是格式化的条款与印章，它是通往手术台的通行证，是女儿能否抓住那缕熹微晨光的唯一凭证。

　　可以想见，当他们听闻正常的公证流程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时，内心是何等着急和煎熬。那几日，于他们而言，是何等漫长？孩子的病情，会不会在等待中悄然恶化？希望的窗口，会不会在程序的流转间缓缓关闭？他们怀着最后一丝希冀，来到南川公证处。

　　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，从这对夫妇被忧患磨蚀得粗糙的脸上，从那个小婴儿不正常的肤色上，瞬间读懂了一切。那不仅仅是一件待办的业务，那是一个生命在叩门。于是，一道“绿色通道”应声开启，更难得的，是那份同步而至的公证法律援助，它轻飘飘地免去了所有费用，却沉甸甸地送达了一份超越金钱的体恤与共情。

　　我总爱想象那个办证的场景。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，光影里浮动着微尘。工作人员的手是敏捷的，审核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出生证明、诊断书……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，没有丝毫迟滞。他们甚至还代为起草声明书，笔尖在纸页上沙沙作响，写的不是冰冷的条文，是一位父亲滚烫的誓言，是开启生命之门的咒语。没有繁文缛节，没有推诿拖延，所有的环节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拧成一股绳，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——快一些，再快一些。那一个小时，或许是王女士夫妇人生中最漫长、也最短暂的一个小时。当那本墨绿色的公证书终于递到他们手中的时候，它的封皮想必是温热的。它薄薄的，掂在手里几乎没有分量；可它又那样地重，里面盛放的，是一个孩子全部的未来。

　　“一份救命书！”王女士在电话里这样称呼它。是的，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称呼了。法律文书固有的冷硬框架，在这一刻，被灌注了最温热的人间真情。它是一道桥梁，架在法规与疾苦之间；它是一叶扁舟，帮一个家庭越过绝望的瀚海。

　　后来我得知，这样高效的背后，是南川公证处今年一场名为“三减”的静水深流的变革——减少证明材料、减少办证时间、减少办证成本。这“三减”，减去的又何尝只是几张纸、几日等待、几许花费？它减去的是横亘在百姓与希望之间的樊篱，是压在焦灼心灵上的无形巨石。他们将服务做得有了速度，更有了温度。这温度，便是能在绝境中，让人触摸到生的暖意。

　　如今，孩子手术成功，父亲安然康复，一个家庭历经风雨，终于又见到了彩虹。这圆满的结局，便是对所有努力最好的犒赏。我放下笔，望向窗外，南川的天空想必一如往日，澄澈而高远。在那片天空下，一纸轻而又重的公证书，曾为一个小小的生命，争分夺秒地，抢回了一个春天。而那公证处里不曾停歇的、对于“优服务”与“提质效”的追求，正如同涓涓暖流，无声地，却是坚韧地，汇入这座城市成长的脉搏里，让它变得愈发可亲，愈发值得托付与信赖。

　　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