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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抗战煤”的炼成

  ◎ 陈   劲

  重庆万盛煤炭开采始于道光年间。

  在民族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里,重庆万盛的煤层深处,燃烧着工业救国的炽热火焰,为重庆兵工、钢铁、电力等命脉产业输血,成为抵御外侮的“工业弹药”。万盛这座因煤而生的城,映照出中国工业在苦难中抗争、在绝境中自强的不屈身影。

  当抗战烽火燃起,那些从矿井中流淌出的乌金,是万盛人用血汗与生命熔铸的民族气节,被誉为“爱国煤”“抗战煤”。万盛亦赢得“抗战煤都”之誉。

  1938年,武汉告急,国民政府西迁重庆,亟待构建从钢铁到武器的战时工业体系。作为军工基石的钢铁工业,依赖铁矿与煤炭,当西昌、綦江铁矿保障了矿石供应,万盛南桐的优质焦煤,便成钢铁工业关键的“粮草”。

  这年3月,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筹备处在武汉成立,由矿业专家、原河北井陉煤矿矿长侯德均任主任,团队深知优质焦煤资源为钢铁工业的命脉所系,一眼洞察万盛煤田作为战时能源支点的战略价值,调迁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设备西运,为南桐煤矿注入现代化基因。

  7月,筹备处西迁重庆;8月,落脚南桐桃子凼;10月,国民政府征地千余公顷,在地形复杂、条件艰苦的山坳里打响了煤矿建设攻坚战。侯德均一句“意在先行小作,亟图早日出煤。利用汉阳大冶各机械,尽可实施开采,克日观成”之令,道出战事急迫。1939年5月,先改造王家坝、减堂土井,当月便产出首批原煤,至年底生产原煤5000吨。

  1938年10月至12月,筹备处同时启动总厂、一分厂、二分厂及两座机械化矿井建设,至1940年1月已有5对生产井口,原煤产量增至1940年5万吨、1941年9万吨、1942年12万吨,跃居敌占区外最大煤炭基地。1938-1945年,万盛南桐、东林两矿共产原煤78.5万吨、焦炭24万吨,为抗战大业注入硬核支撑。

  1940年3月,筹备处改称“军政部兵工署、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”,正式纳入国家抗战工业体系,全员带军衔管理,矿工们的镐头,与前线的战士枪杆一样,都在为抗战胜利忘我冲锋。

  以前,万盛煤窑停在手工开采、竹笼运输、油灯照明、风箱通风等落后状态,仅能开采浅层“阳山煤”。而专业人员、先进技术及机电设备带来的变革让煤田焕发新生。

  1939年2月,南桐煤矿配套建立洗炼厂,以满足钢铁工业对优质焦煤的需求。初采用洗煤率低的人工竹箕淘洗工艺,1941年引进云南锡业地槽洗矿技术,提升为连续化洗煤工艺,精煤硫分从2%降至1.5%,生产力显著提升。东林煤矿1942年建洗煤厂,1945年在美籍顾问指导下采用木槽洗煤机替代传统地槽工艺。两矿精煤与永川、荣昌低硫煤配合炼焦,让每一块焦炭都在为枪炮“淬火”。

  设备西迁也为震撼。1939年4月起,700余吨机电设备从汉阳、大冶经川湘公路陆续运抵。蒸汽动力设备十分庞大,仅一台兰开夏锅炉就长20余米、重20多吨,且不能拆卸。由于南桐支路站至王家坝没通公路,就以人力分段扛过山路方式搬运,一年内便完成安装。从此,井架高耸、烟囱林立、机器轰鸣,机械开采突破“阳山煤”限制,南桐煤矿成为重庆技术创新的工业范本和战时工业的现代化标杆。

  为提升煤炭运输力,1939年开建王家坝至蒲河鲁峡洞段轻便铁路,全长17.22公里。初以青㭎木代钢轨,仅拐弯处铺设钢轨,1940年全线换为钢轨,并延伸到綦江三江10.07公里,运输力倍增。

  如今,万盛境内煤矿的烟囱早已沉寂,但那段“爱国煤”“抗战煤”熔炼的抗战史诗,始终在民族记忆中炽热燃烧。那些矿工帽上的煤渍、运煤车里的焦炭、泛黄的生产报表,它们承载着“每吨煤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”的硬核贡献,更镌刻着一个民族存亡关头挺起的不屈脊梁。

  当万盛博物馆的灯光照亮这些工业文物,我们读懂的是过往的荣光,更是永恒的启示。“抗战煤都”的故事,是中国工业从救亡图存到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。真正的丰碑,不在碑石的坚硬,而在它所承载的记忆厚度,以及代代相传的信念力量。

  (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副馆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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