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 李廷英

　　“光荣之家”和“五好家庭”的金属牌在门楣下泛着微光，我轻轻擦拭着牌面上细密的灰尘。建军节前夕，我在整理家庭相册时，泛黄的照片里大伯剑眉星目，幺爸笑容青涩，父亲目光坚定地站在他们的旁边。我弯腰轻轻地捡起照片，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光荣与伤痛，早已化作我们家珍贵的勋章，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。

　　我的爷爷是生产队队长，嗓门洪亮，脊梁挺直，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绕膝，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子扬眉吐气的劲儿。

　　挣工分的年代，田埂上的露水还没干，爷爷奶奶就扛着锄头下地，油灯下，奶奶总把最好的粗布缝成书包。“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识字”，这话像种子，在大伯、二姑、三姑、爸爸和幺爸心里发了芽。

　　大伯是我们家头一个穿上军装的。征兵的锣鼓敲到村口，身高一米七八的他站在队伍里，剑眉挑着阳光，虎目里盛着英气。送他去山东部队那天，爷爷拍着他的肩：“到了部队，别惦记家，好好练本事。”后来才知道，大伯在部队不仅把枪练得好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连队的宣传栏总贴着他的标语；他嗓子亮，教战友们唱《打靶归来》，歌声能绕着营房转三圈。

　　大伯退伍后，部队安排了县城煤炭公司的工作。全家都以为好日子要来了，可命运却开了个残忍的玩笑。大伯去报到的路上，一辆失控的拖拉机撞翻了他的自行车，颅脑受到重创。责任方是个庄稼汉，掏出全部家当也凑不齐医药费。两个姑姑凑钱，爸爸把家里的耕牛卖了，在医院守了六个月。

　　妈妈说那年她怀着我，挺着大肚子收玉米、挑水、喂猪，直到我临盆前半月，爸爸才胡子拉碴地从县城回来。

　　大伯的命救回来了，曾经挥毫泼墨的手，连筷子都握不稳；曾经唱遍军营的嗓子，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。日子还得往下过，大伯话少了，却迷上了下棋。起初是爸爸陪着下，后来村里的老棋迷都来挑战，没人能赢他。有次我不服气，趁他不注意偷偷拿走一个象、一匹马、一个炮，结果还是输得一败涂地。他咧开嘴笑，露出憨厚的样子，用手指着棋盘，又指着墙上的日历——那天是八一建军节。

　　我渐渐发现，大伯的世界里有两个频道：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，中央七台的军事报道。每当看到穿军装的人，他就会坐直身子，嘴里反复念叨着模糊的三个字：当兵的。

　　有次我问他：“大伯，你还想部队吗？”他没说话，只是用颤抖的手在桌上画了个五角星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，有些东西刻在骨子里，就算语言失灵，也永远抹不掉。

　　而幺爸，是家里不敢轻易触碰的痛。他受哥哥影响，1991年也去山西当兵了。我半岁时他离家，照片里的他穿着冬装，眉眼像极了大伯，只是更年轻些。奶奶总说：“你幺爸每次写信都要你的照片，说想念侄女。”

　　他牺牲在参军第二年的冬天，奶奶的声音哭到嘶哑：“我儿冷啊，山西的冬天那么冷……”

　　从那以后，我们成为了烈属。

　　大伯成了残疾人，幺爸长眠他乡，家里的重担全压在爸爸肩上。左邻右舍都劝爷爷奶奶分家，让爸爸出去打工挣钱，可爷爷把烟袋锅往桌上一磕：“这家不能分，人在，家就在。”

　　于是，我们一大家子挤在老屋里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我和妹妹，热热闹闹地过了十几年。小学填家庭调查表时，六行格子刚好写下所有人的名字，我当时还得意地跟同学炫耀：“我家比你家热闹！”

　　爸爸一直守着几亩薄田，守着日渐衰老的父母和需要照顾的大伯。奶奶得了冠心病，他骑着三轮车驮着去县城看病；爷爷患病住院半年，他睡在病床边的地板上，端屎端尿。有次和爸爸闲聊：“爸，你后悔吗？”他正在给大伯削苹果，头也没抬：“你大伯守过国家，你幺爸为守护国家牺牲了，我守着这个小家，应该的。”

　　长大后我渐渐明白，军人的奉献从来不是孤立的——大伯把青春给了军营，幺爸把生命给了国家，爸爸把一生给了家庭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，守护着“大家”与“小家”。

　　建军节的清晨，我给大伯换上干净的衣服，陪他坐在院子里看升旗直播。当国歌响起时，他忽然用尽力气唱起来，虽然含糊不清，却字字铿锵。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也落在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上，落在爸爸扛着锄头走向田地的背影上。

　　军人用热血守护家国，家人用坚守温暖岁月。军旗飘扬的地方，总有无数这样的家庭，把思念藏在心底，把责任扛在肩头，让“家”与“国”的故事，在时光里永远流传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