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技术深度介入财产关系，人工智能推动传统物权法体系变革。有关物权的法律调整物之归属与利用，核心在于明确权利边界、规范变动程序、保障交易安全。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型财产、智能化变动模式及自动化行使机制，持续冲击民法典物权编框架，亟需重构物的定义、变动规则及保护范式。

　　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五条将物界定为“不动产和动产”，第一百二十七条虽为数据预留空间却未明确其物权地位。人工智能使财产呈现“复合化”特征：智能设备依赖“硬件+软件+数据”形态，传统物理界定难涵括技术性特征；算法模型等信息集合体能否纳入物权客体存疑。智能合约、区块链登记挑战“物必有体”法理，需明确新型财产定位。

　　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是交易安全基石，传统以登记、交付为公示手段。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、去中心化变动机制（如智能合约触发物权变动、区块链存证）冲击登记制度：算法执行与意思表示的法律冲突、去中心化登记的公信力风险亟待回应。未登记的智能合约变动对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认定，需调整公示与生效要件。

　　人工智能自主决策使物权行使转向“系统自治”，如智能设备自动管理、担保物权自动化实现。此模式带来双重挑战：一是系统决策的法律定性（如算法错误转移占有需区分处分与侵权），需构建新的过错认定规则；二是数据驱动行使可能突破物权排他性，传统物上请求权制度需要拓展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我国物权体系需坚持“法理坚守与技术适配”，构建创新规则：其一，拓展客体，建立“物理实体+数字化财产”二元体系，明确智能设备载体物权属性，增设“技术性财产”类别；其二，创新变动规范，认可智能合约、区块链登记效力，构建“技术公示+法定登记”双重模式；其三，健全保护机制，建立“技术过错”评价体系，区分多方责任，拓展物上请求权；其四，完善配套，加强民法典与单行法协同，统一新型纠纷裁判规则。

　　人工智能对物权体系的冲击本质是技术创新与法律滞后的矛盾。变革中需坚守物权法定、公示公信原则，以开放态度推进体系化创新，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的现代物权法律体系。   朱玮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