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 李 攀 李非白

　　近年来，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现出上升趋势。实务领域如何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并回应严惩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治理需求，确保“宽容但不纵容，严惩但不苛责”：一方面在案的维度因时因地判断。结合国家宏观政策导向、社会治理需求等动态把握“宽严”尺度；一方面在人的维度因人因案判断。综合涉案未成年人主观恶性等酌定或法定情节，作出诉与不诉判断，对应提出或轻或重的量刑建议，实现宽严适度。

　　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

　　对立统一。宽与严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司法政策体系。没有严作后盾，宽就失去了震慑犯罪的基础，容易滑向“宽大无边”的误区；只严不宽，则显冷酷苛刻，不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和改造罪犯；没有宽作调剂，刑罚会变得残酷甚至激化矛盾，失去司法温度。只宽不严，则助长犯罪分子气焰，损害法律威严。只宽不严，法无权威；只严不宽，法失人情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　　相互制约。宽对严的制约，表现为防止刑罚过度严苛和滥用重刑。严对宽的制约，则表现为防止因无原则宽大而轻纵犯罪。

　　动态平衡。宽与严不是固定的，而是根据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社会治安状况和犯罪态势动态调整，需要司法人员灵活、审慎把握，做到该宽则宽，当严则严。

　　准确作出宽与严的司法判断

　　微罪不举。主要针对主观恶性小、社会危害较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，经审查判断后认为没有起诉必要的，或者可以行政处罚等非刑事化方式替代的，依法运用各类不起诉制度予以处置。鼓励其通过赔偿损失、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被害人损失和受损的社会关系，并以此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量。既符合诉讼公正要求，也符合现代刑事政策的经济性、效率性目标等价值追求。

　　非监禁化。主要针对犯较重罪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。其在犯罪过程中有主动停止、施救等酌定情节，实施犯罪后有坦白、自首以及系从犯、胁从犯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，在定罪量刑上给予法律限度内的宽宥。即尽量适用管制、缓刑、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，避免短期自由刑的交叉感染等弊端。

　　重点治理。主要针对如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严重暴力犯罪，且主观恶性深、人身危险性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，坚决不能释放低龄未成年人即使杀人（致人重伤等）也不负刑事责任的错误信号。若其不满足刑事责任年龄要求的，需综合运用行政处罚体系进行补充，避免“一放了之”，并辅以必要的矫治教育措施。

　　构建治罪与治理的履职闭环

　　强化庭审“救赎”功能。探索将法庭作为特殊法治教育课堂，设置专门“教育”环节，如由法官、公诉人、法定代理人等共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感化、教育，减少其心理层面的对抗性和其行为的危害性，帮助司法机关定位犯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加强针对性治理。积极促成刑事和解，引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、赔偿损失，取得被害人谅解，这是作为非监禁刑适用的重要参考，更是修复社会关系的重要举措。

　　完善分级“处遇”体系。构建从“警告、训诫”到“专门矫治教育”再到“刑事处罚”的阶梯式处遇体系，实施差异化矫治措施，如制定“一对一”个性化帮教方案，实现精准矫治，避免“大水漫灌”。

　　推动个案办理实现类案治理。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，往往可能存在其他违法犯罪线索，或者涉及一些社会面问题，例如宾馆、娱乐场所等社会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。应强化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运用，善于从中发现问题（治理）线索，推动整治校园欺凌、净化网络环境、规范娱乐场所经营等，堵塞社会管理漏洞，持续完善社会治理预防机制。

　　（本文系202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法学重点项目《加强青少年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研究》（2025FX04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