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 彭素红

　　校企合作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，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实践需求的衔接，但安全保障的缺失可能使合作偏离初衷。东北大学学生在企业参观中遭遇的溺亡事故，暴露出校企合作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权利义务模糊、责任划分不清等深层问题。本文聚焦民事法律关系视角，剥离已公开讨论的安全管理细节，从法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配置、责任构成要件及责任聚合形态展开分析，为厘清校企合作中的民事责任提供思路。

　　校企合作民事法律关系的三元构造

　　校企合作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，而是由学生、学校、企业构成的三元法律关系体系，各方权利义务的法定性与约定性相互交织。

　　学生与学校：教育管理与安全保障的法定关系。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，学校对学生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法定性与延伸性。此处的“教育机构责任”不仅限于校园范围，当学校组织学生脱离校园开展教学活动时，义务内容随场景扩展：一方面需履行前置性审查义务，即对合作企业的生产环境安全性进行专业评估，而非形式化考察；另一方面需履行过程性管护义务，带队教师的监管强度应与活动风险等级匹配，在高危生产区域参观时，需采取比常规课堂更严格的实时监护措施。这种义务并非基于合同约定，而是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的法定保护责任，具有不可转让性。

　　学生与企业：场所准入与风险防范的安全保障关系。企业对参观学生的安全保障义务源于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的“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”，其核心是危险控制义务。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的管理人，企业需根据自身生产特性，对进入者履行“风险告知——隐患排查——应急防护”的完整义务链。例如，在浮选车间等特殊区域，企业不仅要告知格栅板承重极限等显性风险，还需提示矿浆可能引发的二次伤害等隐性风险，并配备与风险等级相适应的防护设备。这种义务不因其与学校存在合作关系而转移或减免。

　　学校与企业：合作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划分。校企双方的权利义务既受《实习管理规定》等规范性文件调整，更依赖合作协议的具体约定，呈现法定基础上的意思自治特征。协议中需明确的核心内容包括：安全责任的“空间划分”（如企业负责生产区域内的设施安全，学校负责学生行为规范）、“时间划分”（如企业承担现场安全教育，学校承担行前风险培训）以及责任衔接的“节点划分”（如学生从校门至企业途中的安全由谁负责）。若协议未明确上述内容，则可能被认定为约定不明，需按法定规则填补漏洞。

　　民事责任的构成与聚合形态

　　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并非单一主体的责任，而是可能存在的学校、企业责任的叠加或分担，需结合过错要件与因果关系综合判定。

　　企业的过错推定责任。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，企业对设施脱落致人损害承担过错推定责任，即先推定其存在过错，除非企业能证明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。此处的“合理注意”需结合行业标准判断：对于格栅板等承重设施，企业是否按规程进行定期检测，检测记录是否完整，是否针对参观活动临时增加安全检查频次。若企业无法证明上述事实，则构成管理瑕疵，需承担侵权责任。此外，若企业未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（如防滑鞋、防护栏），则属于防护缺失，构成独立过错。

　　学校的过错责任。学校的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，判断标准在于其是否履行了与教育活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。具体包括：是否对学生进行与参观场所风险匹配的专项安全教育（如浮选槽的危险性及应急逃生方法）；带队教师的数量是否足以实现有效监管（如师生比是否合理）；事故发生时是否采取了合理的应急处置措施。若学校在上述任一环节存在管理疏漏，即可能被认定为存在教育管理过失，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
　　责任聚合与分担规则。当学校与企业均存在过错时，构成按份责任，责任比例需根据“过错程度+原因力大小”进行综合判定：若企业设施脱落是事故主因，学校监管不到位是次要原因，则企业应承担主要责任；若双方均存在重大过错（如企业未检测设施，且学校未进行任何安全教育），则双方可能承担连带责任。需注意的是，此处的责任聚合不同于共同侵权，除非双方存在共同故意或过失，否则一般依据按份责任处理。

　　责任划分的司法裁判路径

　　在协议约定不明或存在漏洞时，司法实践中需通过“法定优先——利益衡平——风险控制能力”的三阶路径确定责任归属。

　　法定规则的优先适用。优先适用民法典、安全生产法等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，例如企业对生产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属于法定义务，不因协议约定而免除；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保护义务同样具有法定性，不得通过协议转移给学生或企业。

　　“利益——风险”的衡平考量。在责任划分中，“谁从合作中获益，谁就应承担相应风险”是重要的辅助判断标准。学校通过参观活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，属于人才培养利益的获得者；企业通过接待参观活动展示技术实力、储备潜在人才，属于隐性利益获得者。双方获益程度可作为责任比例划分的参考因素，但需与过错程度相衔接，不能单纯以利益大小决定责任轻重。

　　风险控制能力的匹配性。责任划分还应考量“谁更具风险控制能力”：企业作为生产场所的管理者，对设施状况、操作规范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学校，因此对设施安全的控制能力更强；学校作为学生的管理者，对学生行为习惯、安全意识的了解更深入，因此对学生行为的控制能力更强。在具体案件中，若一方具有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却未履行义务，可能被认定为存在更大过错。

　　制度完善：从责任认定到风险预防

　　避免类似事故的核心在于构建“权利义务清晰化——责任边界法定化——风险防控常态化”的制度体系。

　　明确高危行业参观的安全标准。建议在安全生产法中增设“特殊场所参观安全”条款，明确非从业人员进入高危区域的防护装备最低标准（如防滑、防坠落装备）、安全距离要求、陪同人员资质等强制性规定，消除“无标准可依”的监管空白。

　　统一校企合作的协议规范。由教育行政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制定《校企合作安全协议示范文本》，将“风险告知书、安全承诺书、应急联络表”作为协议附件，明确各方在不同场景下的安全责任，减少因约定不明导致的纠纷。

　　建立安全培训的“双轨认证”制度。要求参与高危行业参观的学生，必须同时接受学校的“通识安全培训”（如应急避险知识）和企业的“专项安全培训”（如场所特有风险），并通过考核获得双认证方可参与活动，确保安全教育的全面性。

　　东北大学学生溺亡事故揭示的不仅是某一企业或学校的个体过失，更是校企合作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配置的系统性问题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在厘清三方主体法定与约定权利义务的基础上，通过司法裁判明晰责任边界，借助制度完善构建风险预防机制，最终实现校企合作中“安全与发展”的平衡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 沙坪坝区人民法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