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 陶苏川

　　2013年春天，是我进检察院工作的日子。那时候，院子里的白玉兰开得正热闹，领导将我带到办公室，交给了带教老师冯敏。冯老师五十上下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穿着黑色的夹克棉衣，很儒雅的气质里隐约透着刚毅，眼睛炯炯有神。

　　当我仔细打量这间办公室，却发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。办公室的左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，一个小伙子端着一把钢枪，笔直地站在土坡上。照片对面的墙上，挂着一幅水墨丹青，一株幽兰在白色的宣纸上盛放，落款和鉴印都是老师的名字。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根雕的笔筒，古朴而精致，只有那摞得高高的整整齐齐的卷宗，提示着这是一间属于检察官的办公室。

　　2013年到2017年间，冯老师手把手教会我如何书写规范的笔录，如何运用讯问技巧，如何抽丝剥茧地分析证据，如何撰写复杂的审查报告。如果遇到特殊案件，冯老师还会让我发挥心理咨询师的特长，认真分析嫌疑人心理，更好地为办案服务。冯老师作为科里的业务骨干，经常会办理很多纷繁复杂的案件，他做事极其认真，因年纪比较大拼音打字慢，便专门买了手写板输入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如果碰到人数多、案情复杂的案子，他还会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，用手写板写出成千上万字的详细分析报告，在院里的案例讨论会上总是惊艳众人。

　　从部队转业到检察院工作的二十余年里，冯老师办过的案子不计其数，无一错案。除了办案能力非常出色，他还擅长画画、设计、篆刻、鉴赏、打羽毛球等等，才华横溢。他生性淡泊、为人谦逊，在院里人缘极好，对我这个徒弟更是好得没话说，不仅教我工作技巧，在生活上对我也很关心。我怀孕那会儿跟着老师去看守所办案，老师总是自己拎着沉沉的公文包，到孕后期他还让我待在办公室里好好休息，自己找别的同事帮忙一起去提讯。当我遇到挫折困难时，老师还会给我答疑解惑，鼓励我支持我。

　　四年的时光改变了什么？可能就是我在办公桌上放置的绿萝一直青翠欲滴，茂盛生长，只需要隔三差五地浇浇水，便活得顽强，枝蔓伸展远方。渐渐地，我对老师的称呼，改成了“师父”，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”。四年的时光，从老师到“师父”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。很多时候觉得，只有那声带有厚重感的“师父”，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感恩。我想我应该是院里“传帮带”政策最大的受益者，有幸遇到这么好的“师父”。原以为会一直跟着“师父”直到他退休，没想到离别来得如此猝不及防。

　　2016年底，因工作调整，我被调去了刑检部门，而“师父”则去了案管中心。2017年的春天，院子里的玉兰花在玻璃窗前随风摇曳，却是我告别“师父”的日子。还是这间办公室，还是这幅照片，但是我已经知道了照片背后低调的故事。那是“师父”在参军时候拍的，照片上是他带的年轻的士兵，他是教导员。“师父”高中毕业时，弃笔从戎考了军校，毕业后就去了云南。当我问“师父”那些峥嵘岁月的故事时，他总是讲得风轻云淡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

　　分别的时候，我送了“师父”一块很称手的羽毛球拍，他则赠予我那幅他画的兰花图，我把它挂到了我新的办公室里。我的新带教老师是“师父”的好朋友，听他说“师父”还专门叮嘱他关照我。偶尔在院里或食堂里遇到，他依然是老样子，和蔼可亲地关心我近况。

　　时间很快就到了“师父”退休的日子，我没有和他面对面地告别。我执拗地认为，没有告别他就还没有离开，在哪个玉兰花开的有风的日子，也许又会不经意地重逢。未承想，再见“师父”是在他父亲的追悼会上，第一次看他那么难过和憔悴，仿佛一夜之间衰老了不少，他一直是很孝顺的人，和父母感情极好。

　　一晃，“师父”已经退休两年了，不知道此刻他是和师母在环游世界，还是与三五好友品茗话家常，但我坚信他一定很认真地生活，一如他当初是军人是检察官的模样，因为他真的是最好的“师父”，与他相处的时光也是最好的时光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