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 何宇新

　　中国是散文的国度，泱泱文明古国，书籍浩若烟海，文章灿如繁星，而在那浩瀚如星空的文章典籍中，最明亮的那一颗，我认为当首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

　　我喜欢散文，因为散文能最真实、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。读司马迁《史记》，我常常被作者强烈的情感所包围所感染。鲁迅评价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是很准确的。在《史记》里，司马迁融入了他强烈的爱憎，把自己的爱恨和褒贬都直接付诸笔端，爱之愈深，恨之愈切，从而使文章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。《报任安书》简直就是一首凝聚作者血泪的悲愤诗，读来感人至深，催人泪下。比如，他礼赞孔子，则引用《诗经》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开篇就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崇敬心情。他写屈原，则说：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”他写游侠，说：“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”，几乎与传记中的人物共忧欢。

　　如果说情感是散文的生命，那么，思想则是散文的灵魂。司马迁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，其行文收放自如，文章不论长短，都有明确的中心思想，散文所谓“形散而神不散”得以充分体现。《伯夷列传》显然是对当时好人遭殃、坏人享福的社会不公提出了有力的批判，并对所谓“天道”观作了大胆否定！在《酷吏列传序》这篇短文中，作者明确指出：“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”他认为，法令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，而不是社会治理得好坏的本源。他指出，约法省刑，则政治清平；严刑峻法，则盗贼多，文章论点简洁有力，寓意深长。《管晏列传》则着重写了鲍叔和晏子知人善用的故事，司马迁赞美两人的品德，实际是自叹不遇解骖赎罪的知己。文章通篇以“知己”立论，形散而神聚，前后贯通，浑然一体。

　　作为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，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极其生动形象，读之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。司马迁善于采用形象描写来表现人物，比如，他写流放途中的屈原：“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”司马迁还善于抓住细节之处来刻画人物，比如，写樊哙：“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（纳）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仆地，哙遂入，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视项王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裂。”把一个勇敢无畏的壮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司马迁还善于用对话来表现人物，比如，屈原在江边与渔父之间的那场对话，就表现了屈原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：“渔父见而问之曰：‘子非三闾大夫欤？何故而至此？’屈原曰：‘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’。”

　　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在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中指出：“汉代文学最大的成就是散文，散文中成就最大的是传记文学，传记文学的最高点是《史记》。”司马迁的散文之所以为后人所称道，是因为：首先是他立意高远目标远大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一文中，司马迁极力赞颂《春秋》，实际是阐述自己写作《史记》的宗旨，他要比肩《春秋》，欲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其次，他具有广博的知识。司马迁是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”，学识非常渊博，被当代学者余秋雨称为“文化君主”，司马迁更是兼具才、学、识三项素质的学者，正是凭借这种“识”，使他的写作进入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境界。再次，他具有非常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。从二十岁起，司马迁就开始了他的文化考察，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，他是“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”。为写孔子，他“适鲁，观仲尼庙堂、车服、礼器”；为写屈原，他“适长沙，过屈原所自沉渊”。他自述写作《五帝本纪》的过程：“余尝西至空峒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”。在此基础上，再把有关五帝的材料综合起来，加以论定编排，“择其言尤雅者”，选择那些记述最为正确可信的写成《五帝本纪》。

　　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曾说：“就散文而言，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。”这应该是学术界的共识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协经济和农业农村委）